（1）行政執法力量、手段不足。近年來，企業通過侵犯他人知識產權謀求經濟利益的情形目趨增加，知識產權行政處理案件亦明顯增多。但是我國知識產權行政機構顯然未作出相應調整，目前存在執法力量及手段嚴重不足的問題，這主要由兩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是前述的分散體制和多頭執法問題使得知識產權行政執法力量分散且不均衡，削弱了執法力量；二是執法部門普遍存在經費不足、執法手段落后的問題，面對日益高科技化、高智能化的違法行為顯得力不從心的該種問題在國際展覽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2）體制上分散保護、多頭執法。我國的知識產權行政執法呈現“多元化”和“多層級”的模式。所謂“多元化”，是指不同的知識產權由不同的行政機構予以保護。如知識產權局負責專利權的保護、工商行政管理局負責商標權的保護、版權局負責著作權的保護等。所謂“多層級”，是指各相關行政機構又劃分為中央和地方若干個管理層次。這種“多元化”“多層級”的保護模式具有保護權力分散且不均衡的特點，并導致如下弊端：行政管理成本高：行政管理效率低；行政執法力度不均，有損法律的權威；加劇了知識產權內部各種權利之間的沖突：不利于開展國際交流等。
　　（3）展覽的時限性與侵權處理程序耗時較長之間存在沖突。行政機關對參展商的涉嫌侵權行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按照《行政處罰法》的規定，應當告知當事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并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當事人有權進行陳述和申辯。行政機關必須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應當進行復核；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或者證據成立的，行政機關應當采納。由此，行政機關必須給予涉嫌侵權的參展商相應的答辯期。
　　（4）行政處罰的適用條件不明。如上所述，我國的《著作權法》規定了與《商標法》、《專利法》不同的行政處罰條件，即行為人不但要有侵權行為，同時該行為還要損害了“公共利益”，著作權管理部門才能對其行為予以制止并進行行政處罰。然而，“公共利益”卻系一抽象用語，并無量化的標準，如何認定有賴于著作權管理部門的自由裁量，這顯然導致了執法的不確定性。
　　（5）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無法因行政執法而實現平衡。全面、及時、快速地處理展會知識產權糾紛是行政機關展覽執法的重要特征，這里面必然涉及如何平衡投訴人與被投訴人利益的問題，然而，行政機關在該問題上還是存在著不足，這可從歷屆廣交會和華交會的知識產權糾紛中總結出些經驗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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